垃圾分类到底是“污染防治”还是“循环经济”?

自上海去年掀起一波“垃圾分类投放”的浪潮后，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，“垃圾分类”进入了深水区。近期，笔者与行业部门、***、业内专家进行了学习交流，与垃圾分类投资“风口”相比，面对垃圾分类的“风声”业内更加清醒。究其原因，垃圾分类远不止“分类投放”那么简单，业界须正视垃圾分类的系统性、艰巨性，坚持垃圾分类规则的正确方向。下面我们具体来说说垃圾分类到底是“污染防治”还是“循环经济”?  　　

一，垃圾分类不等于垃圾分类投放 　　

新修订的《固废法》明确了居民端产生生活垃圾的三项义务：垃圾减量、分类投放、计量缴费。当前，垃圾分类投放似乎把“垃圾减量、计量缴费”整成了“后浪”，“分类投放”成为一只急行军的“前浪”。殊不知，对于污染防治，“垃圾减量、计量缴费”才是真正的“前浪”，也真正有利于垃圾分类制度的正确实施。如果“垃圾分类等同于分类投放”，其社会和经济负担必然加大。 　　

据公开数据，德国正确实施垃圾分类三项义务后，其生活垃圾在居民分类投放(以桶计量)、收运处置费用约600元/吨上下，这些费用由居民负担;而我们“分类投放”采用“定时定点定人”的督导服务成本高达400元/吨左右，整个生活垃圾分类链条成本达1000元/吨。显然，急行军的分类投放“前浪”在没有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必然成为戛然而止的“后浪”。如果“垃圾分类等同于分类投放”，垃圾分类必然陷入“只循环不经济”的怪圈当中。 　　

如媒体报道，“分类投放”后，上海湿垃圾今年5月分出量创历史新高，达9796吨/日，居民分出来的湿垃圾越来越多。那么，越分越多的湿垃圾“路在何方”?熙熙攘攘的背后，殊不知，这些成本基本由财政全额负担，尤其疫情之下，更是给地方财政雪上加霜。 　　

二，垃圾分类目的在于污染防治 　　

垃圾分类“强制”掀起前浪后，似乎20年的垃圾分类探索成为后浪。经过“罚款”、“督导”、“教育”等行政类措施，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后怎么办，湿垃圾如何处置、消纳?投放督导和处置消纳的成本谁来承担?垃圾分类是为了推动“循环经济”吗? 　　

诚如业内专家所言，日本厨余利用得益于经济的高度发达、农产品高附加值、农业的工业化，咱们尚不具备消纳居民分类投放后的厨余“循环利用”基础，垃圾分类不是为了“循环经济”。 　　而且，日本家庭也在尝试利用厨余垃圾粉碎器粉碎冲走。新修订的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》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单列整篇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属于“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”的重要内容，《固废法》开宗明义，立法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。 　　

三，正确分类并非垃圾分类的关键 　　

新修订的《固废法》强调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，至于是否正确，这个并没有统一、固定的标准。该法授权设区的地方主管部门制定并发布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，垃圾分类按照政府推动、全民参与、城乡统筹、因地制宜、简便易行的原则。兰州垃圾清运 　　

其次，对于垃圾分类投放的差异，《固废法》在计量收费上强调，应当根据本地实际，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情况，体现分类计价、计量收费等差别化管理。地方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则进一步规定了“混合垃圾多付费、分类垃圾少付费”的原则。 　　

因此，不能苛刻居民“正确分类投放”，垃圾分类规则是一种污染防治和倒逼措施，不论“行政罚款”的刚性措施还是“计量缴费”的柔性手段，其目的服务于防治污染的需要，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，居民低碳绿色生活，并非强调“循环经济”。